1950年春天，新疆军区政治部一名年轻干事在清点文件时，发现一册油印小本《怎样改造》。扉页上“张治中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讲”几个字，让他惊讶——原来这位前国民党上将的讲话，已在乌鲁木齐成了“内部读物”。干事没想到，这本小册子能顺利付梓51配资，与彭德怀有直接关系。
时间拨回1949年11月20日。经过六昼夜的翻山越岭，张治中随中央代表团抵达迪化（今乌鲁木齐）。彼时，全疆通信偶有中断，部队情绪起伏明显。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彭德怀判断，必须有人把话挑明：为什么要接受改编？改编后路在何方？张治中，正是最合适的人选。
22日下午的报告会设在省体育馆。场内坐的多是起义将领、原国民党文职官员，还有部分热河、新四军调防部队。张治中穿一身旧呢子大衣，没稿子，开口就是一句风格迥异的话：“诸位同仁，蒋先生败了。”全场哗然——有人小声嘀咕：“怎么还叫先生？”这句话，也正是后来引发争议的根源。
报告持续近两小时，内容直白：从西安事变谈到重庆谈判，从皖南事变说到淮海、渡江，每一段都夹带亲历细节。末了他点题：“我为何留在北平？只有一句——跟着共产党才能保住国家。”这一句听上去朴素，却击中了不少在场人的心事。散会时，许多旧部围着他请教，气氛明显缓和。
次日，《新疆日报》编委会商议是否刊登全文。几名编辑担忧称谓问题，“蒋先生”一词看上去太温和，怕引起误解。会上话音未落，彭德怀推门而入，摆手示意大家继续。他听完意见，只说了两句话：“叫就叫，历史的尾巴总得有人剪；报告不是写给圈内人的，是给党外和原国民党军人看的。”一句“这很好”，定了基调。
事情就此拍板。24日清晨，《新疆日报》整版刊出张治中报告。标题没有夸张，只写“怎样改造——张治中同志的讲话”，正文保留了“蒋先生”三字。当天机场、车站的报纸迅速售罄，不少官兵排队抄录。三天后51配资，《甘肃日报》《群众日报》相继转载，北京的《光明日报》则在显著位置刊登，并附短评：“实录胜于说教。”小册子的流传也在此期间悄然展开。
外界并不知晓，为保这篇文章完整发表，彭德怀背后做了两层布置。一是给西北局打电话说明“政治上无碍，可加编者按语”；二是对新疆军区宣传科下达口头指示，不要删改原文。“让当事人自己作注脚”，这是彭德怀一贯的工作方法——不抹去旧称谓，只用新实践来完成转化。
有意思的是，张治中本人反倒最淡定。那天晚上，西北军政委员会驻地传来电话，秘书小声提醒：“张主任，称呼问题引发一些讨论，要不要写个说明？”张治中笑答：“越解释越糟，让事实说话。”他后来在日记里写：“共产党待我以诚，我当以诚报之，何必背井离乡后再讨口号？”
此后几个月，新疆地区起义部队整训进度明显加快，原国民党军官要求留用、学习的申请络绎不绝。西北局内部总结时认为，《怎样改造》一文起到了“润滑剂”的作用——既展示了共产党包容，又由亲历者揭示旧政权败亡原因，效果胜过大批判文章。张治中出人意料地成了“稳定军心”的关键棋子。
1949年的这段插曲，并非张治中与彭德怀的第一次交集。早在抗战时期，两人在重庆的“八路军办事处”就见过面，但真正惺惺相惜，是在北平争取其全家留下那一夜。周恩来陪他去机场迎家属，张治中感慨“恩来先生真会留客”。彭德怀后来听说此事，只评价一句：“知人又知心，方能用人。”
值得一提的是，1952年秋天，彭德怀到北京述职，路过东总布胡同十四号，看见门口摆着一颗用花盆栽的大白菜，感到新奇。警卫员悄声解释：“主席送的特产，将军家视若珍宝。”彭德怀点头笑道：“他明白感恩，难得。”这颗白菜后来被客人称作“团结菜”，故事辗转传进不少机关食堂。
1969年4月6日，张治中病逝。噩耗抵达西北时，彭德怀身在山城接受审查，无法送别。多年后整理文稿，他在一张旧报纸边角写下一行字：“其人有过，但诚意可嘉。”寥寥九字，道尽两位将军跨越阵营的互信。
从“蒋先生”到“同志”，只隔一次打印，但要跨过的是观念与立场的沟壑。彭德怀说“这很好”，其实好在两个层面：一是尊重历史原貌，让刚刚走出旧营垒的人有台阶；二是给新时代留下开放的注脚，告诉后来者——统一战线不是口号，而是活生生的政策工具。张治中和彭德怀，一个愿意自曝经历，一个甘当护航，他们共同完成了角色转换的示范。
那些油印的小册子如今已成档案馆里的珍贵材料，纸张泛黄，字迹依旧清晰。人们在页边空白看到不同的批注：有人画线圈出“蒋先生”，有人在旁写“改为蒋介石”，也有人干脆加上“过去称谓”。批注各异，却都说明一点——当年那场关于称呼的争议，远不止是文字，更是一段新旧交替的缩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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